徐小洲 鄭淑嫻 韓冠爽｜大變革時代的高等教育國際化理念創新與組織重塑
摘 要：國際經濟社會發展格局深刻影響著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理念與形態。當前，教育國際化面臨新冠肺炎疫情泛濫下的教育分隔、狹隘民族主義思潮下的逆全球化、信仰沖突環境下的信任危機、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倫理危機等新挑戰。同時，國際經濟社會大變革、智能科學發展、人類共同難題、人口全球流動等為高等教育國際化模式轉型帶來新機遇。面向未來，我國高等教育對外開放體系必須適應未來發展與國家戰略需求，通過優化整合價值、目標、項目、資源等組織要素，重構國際高等教育合作新思路；通過構建國際科研協作體、國際教學聯合體、國際治理共同體等組織模式創新，重構國際高等教育合作新框架。
關鍵詞：教育國際化；全球化；多邊主義；在線教育
當前國際經濟社會的巨大變革導致高等教育國際化步入搖擺期。積極應對時代挑戰、把握發展機遇，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進入良性軌道是世界各國政府與大學的歷史使命，也是我國高等教育的時代擔當。在國際形勢大變革的時代背景下，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要在新發展理念與思路的指引下，及時調整教育對外開放策略，打造高等教育國際化新格局，為世界高等教育共建共享貢獻中國智慧與力量。
一、迎接挑戰：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時代難題
人類社會是各種人與自然因素影響的復雜系統，時代前進的每一步都伴隨著困難和挑戰。當前，國際經濟、社會、科技、文化等飛速發展使得高等教育賴以生存的基礎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各種挑戰接踵而至。步入新的發展時期，高等教育國際化面臨四大挑戰。
（一）新冠肺炎疫情泛濫下的教育分隔
在疫情時期，世界各國為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傳播，采取了入境管控、旅行限制、校園管控、健康監測等措施。這些舉措雖然對阻隔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產生了積極作用，但對學生的跨國流動和校園生活帶來的負面影響顯而易見。自2019年12月我國發現新冠肺炎疫情后，許多國家對我國留學生采取快速入境管控反應。如截至2020年2月16日，共有133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采取不同程度的入境管制措施，其中美國、日本、澳大利亞、韓國、新西蘭等對我國留學生采取嚴格的禁止入境措施。旅行限制導致春節期間回國的大批留學生被迫滯留國內。
2020年3月中旬，我國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效，而海外疫情大面積爆發，世界衛生組織（WHO）3月11日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可定為“大流行”。出于對生命健康的擔憂，海外留學生回國人數直線飆升，出現“留學生回國潮”。為防止疫情輸入，我國對來華留學生也采取了入境限制。
為防止疫情傳播，各國陸續采取校園關閉措施，導致“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教育中斷（Disruption of Education）”。為不間斷學習，全球留學生教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分隔式教育現象，以此方式實現留學生“停課不停學”。分隔式教育采取完全分隔式和部分分隔式兩種形式。完全分隔式教育利用網絡平臺完成課堂、作業、考試等所有學習環節，學生彼此的物理空間和學習環境徹底分隔。部分分隔式教育的課堂教學采取在線教學方式，合作學習、交流討論等互動環節通過線下方式進行。在短期內，分隔式教育將成為全球留學生普遍的學習形式。
依賴在線教學手段的分隔式教育在特殊情況下發揮了持續學習的作用，但這種形式的教學效果難以有效保證。其分隔程度越大，對學習的挑戰越嚴峻。一項針對疫情中實行在線教育的5所公立研究型大學的2萬余名本科生（國際學生占8.8%）、近8000名研究生（國際學生占18.5%）的問卷調查發現，分隔式教育面臨的三大主要障礙分別是缺乏學習動機（54%的國際學生本科生和56%的國際學生研究生）、缺乏生生互動（44%和55%）以及在線學習效率低（42%和40%）；不同國家的留學生難以按時參加網課（38%）也成為學習的主要障礙。同時，接受完全分隔式教育的國際學生不僅面臨部分分隔式教育的共性問題，而且還需應對時差引發的精神狀態不佳、焦慮孤獨無助等負面情緒加劇的挑戰。
（二）狹隘民族主義思潮下的逆全球化
美國學者卡爾頓·海斯指出，“民族主義意味著對民族和民族國家的忠誠超越于其他任何對象”，它不可避免地具有排外性，表現出競爭和對立的特征，因強調本土化而反對全球化。近年來，民族主義思潮持續活躍，國際社會甚至出現了狹隘民族主義與極端主義的現象，進而加劇了全球化的退潮。自2010年起，“民族主義”連續十年入選“人民論壇中外年度十大思潮排行榜”，其中3次位居榜首。從認識基礎看，持續數年的民族主義回潮是導致逆全球化的思想根源。有學者指出，“歐美右翼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合流，形成了民粹民族主義”，使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沖突愈演愈烈。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定義，全球化包含貿易、資本流動、人口移動、知識和技術傳播四方面。狹隘民族主義情緒主導下的逆全球化現象在這四個領域都得到清晰的反映。對教育國際化而言，其阻礙作用主要體現在人員流動、知識和技術傳播。以美國為代表的某些西方國家狹隘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采取限制知識交流、技術封堵等手段，阻礙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一方面，為防止他國超車，“發達國家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總是有所保留，特別是在軍事科研和其他先進技術領域，總是極力限制外國學生和學者涉足”，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甚至演變為排外主義；另一方面，部分美國民眾批評美國高等教育過于追求外向型和全球性，質疑高等教育國際化是否能解決本地社會需求，對高等教育國際化愈發持懷疑態度。
可以預見，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沖突將長期存在，搖擺現象也將長期持續。倘若狹隘民族主義情緒持續泛濫，國際交流合作會受到不利影響，教育國際化也將難以持續推進。“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由民族和文化多樣性帶來的教育合作交流多元化是大勢所趨。教育國際化應堅持多邊主義與多元化導向，秉持開放包容合作的胸懷，摒棄狹隘民族主義偏見，化解文化、信仰矛盾所導致的信任危機，共同促進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鑒。
（三）信仰沖突環境下的信任危機
在信息傳播快捷的全球化時代，多種矛盾導致不同信仰之間的沖突持續發酵，加劇了業已存在的信任危機。蓋洛普國際調查聯盟（Gallup）的“全球宗教信仰和無神論指數”顯示，全球有63%的人口信仰宗教，22%不信仰宗教，11%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不同宗教的背景、性質、目標、內容等存在巨大差異。因此，世界宗教沖突由來已久，局部地區隨社會、民族矛盾而愈演愈烈。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信奉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與宗教信仰具有本質區別，無神論與有神論之異預示著信仰沖突與信任危機。同時，我們應清楚地認識到，當前不同信仰之間需要互相理解與溝通。為此，我國采取“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則處理與宗教界的關系，以規避信仰沖突造成的信任危機，促進政治、經濟利益的一致，為教育國際化奠定良好的社會基礎。
（四）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倫理危機
隨著科技突飛猛進，人類正邁向人工智能時代。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泛在智能化生活、學習、工作、交往等新圖景正在不同地區、領域逐步顯現。在教育領域，人工智能正不斷介入教育理念、教育過程、教育方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9年3月、5月分別發布《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續發展的挑戰和機遇》《北京共識——人工智能與教育》兩份重要文件，提出“發展智能教育”的新議題。然而，人工智能是一把雙刃劍，雖然能促進教育發展與變革，但也潛藏著各種各樣的倫理危機。人工智能作為新的存在體，隨著自身不斷發展以及不斷深入人類社會生活，將對現有的教育體制、內容和方法構成嚴峻挑戰。目前，人工智能教育主要分為“智能教學系統、智能學習平臺、智能教育機器人、智慧校園”四類。首先，師生隱私與數據安全已成為人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人工智能的超級泛在將在某種意義上實現“人與知識共生”，人類自身的數據安全正面臨巨大威脅。隨著從弱人工智能向強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發展，人類自身的地位和價值也可能會受到其潛在威脅。我們必須認識到，“人工智能一旦失控，制造物反轉式威脅制物者”。為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續發展的挑戰和機遇》中指出要注意“數據采集、使用和傳播的倫理和透明度問題”。其次，人工智能難以確保正確的價值與行為選擇。人機交互可以提高學習效率，但也有可能導致學生出現人際情感疏離和社交障礙，人工智能所建構的智能學習模式不利于人的個性化發展，人被技術異化或機器取代的危險悄然出現，我們必須反思人工智能教育在人類全面發展中的存在價值。再次，數字鴻溝可能導致新的教育不公平現象。人工智能教育的發展速度不同、地區分布不均，非但不能縮小已有的差距，還將加劇教育和社會競爭中的“馬太效應”。可見，如何確保人工智能教育的“以人為本”原則成為智能時代的新命題。為此，歐盟2019年4月發布《可信賴的AI倫理指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21年12月發布《全球AI倫理建議書》，以避免人工智能帶來的倫理問題。
這四大挑戰是未來教育國際化面臨的重大考驗。從當前教育國際化實踐看，形成國際共識與實踐合力困難重重。在教育成為國際公益事業之前，不同合作方的利益訴求容易產生矛盾與沖突，理念、制度、隊伍、資源等發展元素也難以滿足教育國際化的新時代需求。迎接挑戰、破解難題成為各國必須面對的共同使命。
二、適應變革：教育國際化的轉型機遇
社會發展是新陳代謝的過程，教育國際化正是在這種社會演化的過程中不斷迎接新的發展機遇。當前，教育國際化具有以下四方面重大機遇。
（一）國際經濟社會大變革引發教育國際化結構重組
在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等思潮的相互矛盾與斗爭中，國際經濟社會結構重組已成為時代必然，其重要表現之一是國際經濟社會正逐漸走向區域合作共贏。目前，“全球范圍內涉及亞洲經濟體的自由貿易協定數量已占總數的一半以上，亞洲區域的自由貿易協定網絡已經形成”，世界經濟重心加速向亞洲轉移。2020年11月15日，東盟10國、東亞3國及大洋洲2國共15國簽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以占全球1/3的經濟體量，超過歐盟和北美自貿區，成為全球最大的自貿區。RCEP的簽署是“東亞區域合作極具標志性意義的成果”。有的學者認為，“全球經濟將在未來的五到十年進入‘亞太時代’或‘亞洲時代’”。RCEP將進一步促進區域教育服務貿易，為教育合作交流提供新的平臺。“逆全球化不是全球經濟的倒退，而是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體系的重建。”隨著去世貿組織與新型合作體的出現，新的國際合作圈將為教育國際化帶來新的合作空間，塊狀協作與利益分享將成為教育國際化新的合作形態，全球留學地圖或將發生重大調整。
（二）智能科學發展將催生教育國際化形態重塑
“教育國際化具有跨境教育和在地國際化兩種形態”。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創新技術突破時空限制，為教育國際化形態重塑，尤其是“在地國際化”提供了極大便利。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遠程教育和在線會議的普遍程度前所未有。據美國國際教育協會（IIE）“2020美國門戶開放報告”（Open Doors 2020 Report）統計，“美國2020—2021學年招收的100多萬國際學生中，有20%轉向在線學習”。許多教師利用大數據技術進行在線學習行為分析，開展有針對性的學習指導，幫助學生個性化學習。世界各地的專家和學者也紛紛利用Zoom、釘釘等具備直播、保存、回放等功能的軟件，在線參與學術商討與合作。
（三）人類共同難題將引導教育國際化領域聚焦
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需要全球各有機組成部分的齊心協力才能維持其運行的有序性與穩定性。面對“地緣政治的動蕩、金融市場的脆弱、勞動力市場的變革、生產率增長的減速、失業率的攀升、貧窮的困擾、不平等的擴大、自然環境的不斷退化以及社會的迅速老齡化”等全球性共同難題，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國際合作的重要性。2020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學會融入世界：為了未來生存的教育》報告中指出，“‘人類世’不僅預示著對人類生存的威脅，而且也證實了人類和自然的歷史、命運和未來密不可分”。“在‘人類世’時代，全球環境問題的復雜性與人類認知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迫切需要世界各國科學家們通力合作，進行‘大科學’項目研究”。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在世衛組織的領導與協調下，多國開展了包含研發、臨床試驗、生產、分配及援助在內的全方位疫苗合作，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構建離不開每一個國家的參與。
大學是知識與技術創新主體，世界性難題的解決需要發揮全球高等教育的思想智囊作用，凝聚全球的智慧與力量攻破難關，推動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開拓與共享人類共同的未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尼古拉斯·德克斯指出，“現在，我們在應對突出的全球性挑戰和機遇方面所取得的進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依賴于世界各地的高校合作、協調和分享知識的能力”。拉瓦利埃（Larivière）等學者認為，“科學問題的復雜性需要匯集跨學科研究團隊的集體智慧，其合作產出的結果比孤立研究人員進行的研究具有更高的共識水平和潛在的更大的認知價值，同時又適用于所涉及的每個領域”。可見，世界高等教育界越來越認識到全球大學必須聯合起來，超越狹隘的國家利益觀，站在全人類發展的高度，打造世界高等教育共同體。
（四）人口全球流動將促進教育國際化需求增長
在全球化時代，人類出于自我發展需求的全球性流動非常活躍。據國際勞工組織（ILO）《國際移民工人全球估計》統計，“2017年全球約有1.64億移民工人（migrant workers），相比2013年的1.5億，增加了9%”。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UIS）統計，“2017年全球國際學生人數超530萬，相比之下，2000年有200萬”。盡管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化造成負面影響，但人口流動的內在需求并沒有消退，全球經濟合作依然是全球化時代的必然選擇，教育國際化是全球化社會的重要基礎與內容。為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15年發布的“2030全球發展議程”中將全球公民納入了教育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子目標之一，全球公民教育（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GCED）成為世界教育改革的全球性議題。無論是出國留學還是在地國際化，教育國際化的需求勃發。通過打開國門，留學生在全球流動的浪潮中成長為全球公民。通過在地國際化，“讓學生意識到自己是全球社區中的一員，并利用他們的技能和教育為該社區做出貢獻”。
三、謀劃未來：教育國際化的時代重塑
高等教育國際化是以學術為主線的跨國活動過程。社會發展背景、國際教育活動目標與內容的變革必然要求組織重塑，而組織重塑也必然帶來國際教育活動性質與方式的改變。面向未來，我們必須根據時代大變革趨向，進一步深入反思當前我國教育對外開放體系能否適應未來發展與國家戰略需求，進一步科學謀劃新時期我國教育國際化的戰略定位，重塑教育國際化的新格局、新形態、新路徑。
（一）四維協同：重構國際高等教育合作新思路
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社會發展背景下，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要進一步優化整合價值、目標、項目、資源等組織要素，探索高等教育對外開放新思路。
1. 以多樣性為基礎的教育價值引領。教育國際化的黏度與效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價值引領。2015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指出：教育和知識是全球共同利益，是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必須將“尊重生命和人格尊嚴、權利平等和社會正義、文化和社會多樣性，以及為建設我們共同的未來而實現團結和共擔責任的意識”作為教育的基礎和宗旨。高等教育國際化必須回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需要，以“平等、合作、共建、共享”為核心價值訴求與最終旨歸。國際合作參與主體應平等相處，通過互補性、非排他性的運行方式，在國際合作交流中提升教育質量、實現共同進步。
2. 以融合為目標的導向驅動。融合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立足點與基本途徑。盡管不同國家教育國際化的基礎與需求有差異，但只有融入新的國際協作體，才有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融入世界教育共同體的過程中，我國高等教育對外開放要把握好尺度、速度與力度，努力做到三個“結合”：一是融入國際高等教育共同體的步伐與我國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進程相結合，為實現國家戰略需求搭建國際化平臺，協力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二是融入國際高等教育共同體的目標與國內高等教育建設要求相結合，在國際高等教育坐標系中審視我國高等教育存在的短板，形成切合我國實際的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模式；三是融入國際高等教育共同體的人員流動、學術交流等顯性指標與理念、制度、文化等隱性要素相結合，全方位提升我國建設國際高等教育共同體的能力與影響力。
3. 以項目為抓手的最佳實踐。項目合作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基本形式，也是促進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有效途徑。2010年，OECD與世界銀行《跨境高等教育：一條能力發展的途徑》報告提倡，通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大學開展緊密的項目合作，推動教育輸入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飛躍式發展，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類型從單純輸入國邁入了輸入國與輸出國并存的發展階段，為拓展國際化項目奠定了更寬廣的基礎。為提高效率和影響力，項目提出與實施要注意以下幾個環節：①完善頂層設計，積極立足國際大局，不斷開拓與深化我國與合作國家的友好關系，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貢獻中國智慧；②增強多元性，主動對接我國經濟社會、教育科技等領域發展需求，凝聚政府、市場、社會組織等多方合力，為項目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保障；③發揮溢出效益，深化合作項目的育人、科研、社會服務等功能，促進我國高校辦學能力與競爭力的提升。
4. 以資源為支撐的集聚效益。資源支撐和共享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出發點和著力點。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要全面權衡國內外高等教育資源的優勢和短板，有效利用國際優質教育資源的牽引作用，強化資源的整合集聚效應，加強信息化資源、隱性資源等交流與融合。在對優質教育資源的消化、吸收和優化過程中，既彌補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短板，又提高內向型與外向型國際化資源的使用效率。
（二）三位一體：重構國際高等教育合作新框架
高等教育國際化是基于多元文化背景、不同發展水平和利益訴求的教育活動。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要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立足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需求，圍繞科研、教學、治理三個核心環節，通過國際化核心板塊再造，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組織重構。
1. 構建國際科研協作體：促進知識與技術創新。科研能力是大學的核心競爭力，國際科研組織再造是提高人類整體創新能力的助推器。當前，無論是應對全球性難題，還是提高全球科研效能，都迫切需要構建全球性的課題攻關協作體，搭建國際聯合研究平臺，形成全球性學術交流機制，整合各國相關領域科研工作者的力量，實現全球優勢科研資源匯聚，提高科研創新能力。目前，我國科研合作水平是國內合作比例高于國際合作。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國高等院校要積極創造條件，突破理念、制度、基礎等各種障礙，提升國際科研合作機會與能力。當前要著力打造基于共建共享的科研協作體，尤其聚焦以下四個領域。
（1）國際聯合攻關項目。國際聯合攻關項目是發達國家推進世界尖端技術創新的重要經驗。如近80個國家和地區7000多名科學家參與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強子對撞機（LHC）項目。根據我國國家戰略需求，在分析不同類型科研項目的迫切性、復雜性、必要性與國際協作可能性的基礎上，設計一批世界聯合攻關項目，確立有關項目的階段性目標，組織資源大力推動項目實施。
（2）國際聯合實驗室。實驗室是科學的搖籃，創新的發源地。國際科研協作經驗表明，國際聯合實驗室往往是復雜科學的前沿地帶，在匯聚科技精英與發揮創新輻射作用等方面獨領鰲頭。新中國成立初期與蘇聯的科研合作也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隨著國際競爭加劇，我國國際聯合實驗室建設受到西方國家的限制與打壓。在新的發展時期，我們必須主動把握與創造機遇，匯聚資源與機制合力，創建高層次國際聯合實驗室，服務打造世界創新中心的戰略任務。
（3）國際高端人才中心。國際高端人才是推進前沿研究的主力軍。美國等國家紛紛通過特殊引才政策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如英國實施高級人才招聘計劃，每年高薪聘請50名世界頂級科學家。針對某些西方國家對我國人才引育的封閉政策，我們要及時采取有效的破壁政策，構建關鍵領域國際高端人才中心，促進全球高端人才資源的循環與共享。
（4）國際創新協作體。創新協作體是促進知識創新與技術推廣的重要載體。如：歐洲核聚變研發創新聯盟（EURO fusion）、歐洲量子工業聯合體（European Quantum Industry Consortium，QuIC）等匯聚歐洲各類企業、風投、大學、研究所等相關機構協力合作創新。針對“卡脖子”技術等發展難題，我國要抓緊謀劃未來，打造多元主體參與的國際創新協作體，完善國際協作交流機制，擴大科技成果推廣應用平臺，開創知識創新與技術應用的多贏局面。
2. 打造國際教學聯合體：推進國際化人才培養。國際化人才是人才體系中重要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基礎與核心競爭力。對什么是國際化人才，人們的理解不盡相同。但從整體上看，與本國人才相比，國際化人才具有跨國屬性與使命，必須具備從事國際活動的全球公民素養、專業知識與創新能力、學術活動組織能力、多元文化理解與溝通能力、國際規則掌握與運用能力等。在不同歷史時期，國際化人才的地位與作用也不相同。隨著國際化步伐的加快，國際化人才既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運行主體，又是未來國際社會發展的創新主體。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亟需進一步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必須加快國際教學聯合體建設，提升全球化人才培養的規模與質量。
首先，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培育具有全球意識的世界公民。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需要各國公民擺脫狹隘民族主義思想，形成人類共同繁榮的價值與身份認同。國際教學聯合體要把人才培養置于全球化的時空框架中，將全球化元素融入各國民族與公民教育，增強學生國際價值認同與全球化思維，提升其應對未來國際社會變革能力。
其次，打破創新資源時空限制和制度藩籬，集聚整合教育創新要素。國際教學聯合體建設要緊扣大學的創新特性，以國際高等教育發展資源與創新要素的聯通與循環為生命力，加強各高校資源的流動與融合，由教育資源互補逐步轉向教育資源共享，提高國際化人才培養效能。國際教學聯合體建設要以資源循環再生為基礎，推動高校有效共享教育資源。
再次，構建國際化人才培養計劃，推動跨國教育機制有效銜接。不同國家學校教育體系具有較大差異性，高校人才培養方案的目標、內容、方法、管理等要求也不一致，國際人才培養方案銜接是國際化人才培養的難題。國際教學聯合體要以高質量、標準化為導向，系統擬定國際化人才培養計劃，實現由聯合培養向聯合學位、由學歷學位認證向學歷學位互認、由學分銀行向學籍互認的轉化。
3. 組織國際治理共同體：提高教育治理效能。構建國際治理共同體是實現國際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的組織基礎。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國家高等教育發展深受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沒有一所高校或學者能獨自解決所有的教學科研難題，共同治理成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現實選擇,需要構建國際高等教育治理共同體，在全球范圍內對各國高等教育進行系統性重組和組織性引導，通過凝聚國際組織、各國政府、高等院校等多方合力，整體提升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治理能力。國際高等教育治理共同體的重要功能是發揮各國大學的資源互補性優勢，將各國高校優秀師資、高端設備、管理模式等優質教育資源融入世界資源循環體系，優化調整教育資源結構，放大教育資源的國際共享價值，促進資源的循環與再生，發揮資源集聚優勢與溢出效益。國際高等教育治理共同體的治理架構是履行治理能力的重要載體。在“共建共享”的全球化理念指導下，根據治理共同體建設的目標和任務，當前迫切需要構建國際大學合作聯盟、國際大學仲裁委員會、國際大學治理聯合會等不同類型的組織機構，組織開展國際高等教育合作項目，制訂國際高等教育治理規則與體制機制，協調國際高等教育有序發展。
【徐小洲，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浙江傳媒學院院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鄭淑嫻，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韓冠爽，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載于《中國高教研究》2022年第6期
信息來源：網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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